99年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台中市立四張犁國中

真實的鄉土作家──黃春明及其作品

這裡所說的「真實」，包含著兩個意涵。

首先，黃春明是真正的「鄉土小說家」。本來，所謂的鄉土文學，並不等同於「鄉村文學」，像陳映真〈面攤〉中的小人物，是在城市的一角擺攤。所謂鄉土，就是本土，就是我們土生土長的這塊土地，真實表現這塊土地上的生活面貌，便是「鄉土文學」，陳映真被列入「鄉土文學作家」的原因在此。然而，畢竟「鄉土文學」所高舉的「鄉土」二字，使人自然有「鄉下、土地」的聯想，而鄉村也才是真正能夠與土地貼近的地方，因此一般人心目中正統的「鄉土文學」，會是接近鄉村文學的概念。黃春明便是以寫鄉下小人物成名的小說家，所以說他是「真實的」鄉土作家。

其次，從創作心靈來分析，黃春明也是以「真實的」態度來處理他的小說的。這一點，把他和陳映真做一個比較最能看出來。如前一節所言，陳映真往往以理論、理想或意識形態來指導他的創作，黃春明則只是以其悲憫之情，如實的表現小說人物的喜怒哀樂。林瑞明說得好:「對他而言,『鄉土』並非刻意標榜或建構出來的文學虛像，反倒是真真實實的生活實存。」黃春明對於生活于鄉下或小鎮中的小人物有「真實」的了解，能深入到他們的靈魂深處，他只是把他所看見的，所意識到的「真實」表現出來，所以何欣說：「黃春明的文章是噴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 
黃春明的寫作歷程也和陳映真一樣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其中又以第二個時期的寫作成績最受稱道。

黃春明是宜蘭羅東人，1939年生。父親開設百貨行，母親過逝時他才八歲，以後便由祖母照顧長大。讀中學時因打架而退學，加上不堪繼母的虐待，偷偷的搭上一班貨車離家出走。到台北後在一家電器行當學徒，一面自修苦讀，以同等學歷考上台北師範。但他仍因不馴的性格屢次闖禍，被迫先轉學至台南師範，最後畢業于屏東師範。步入社會後他當過小學教員、廣播電臺主持人兼製作人、廣告公司企劃，後來又從事電影事業、兒童藝術工作。豐富的生活閱歷，積極的人生態度，都影響了黃春明的小說創作。

（一）第一期

同於陳映真，黃春明的第一期作品也是處在「現代文學時期」而無法超越。對於這一時期的作品，黃春明並不滿意，所以在較早的皇冠版《黃春明小說集》均未收錄，只在《莎喲娜拉．再見》的自序中把其中的一篇〈男人與小刀〉放進去，並且自嘲說：「〈男人與小刀〉就是在這麼幼稚的心理年齡寫出來的，那時候還以為自己寫了一篇世界名著哪！真慚愧。現在我把它呈現在讀者諸君的面前，看它有多蒼白就多蒼白，有多孤絕就多孤絕。」這篇〈男人與小刀〉正好可以做為他第一時期作品風格的代表，有論者說：「作者運用象徵手法，表現了男主角陽育顧影自憐、逃避社會的心理現象，最後終用小刀結束自己的生命。這種結果似乎與存在主義所宣揚的『人生來就是痛苦的，唯有死才能擺脫痛苦』的生死觀相吻合，也代表了作者早期的創作傾向。」 [32]這裡所說的早期，即我們所歸類的第一期，時間從1962年三月黃春明在聯副發表〈城仔落車〉開始，到1967年四月在《台灣文藝》發表〈他媽的，悲哀！〉為止。此期作品除上述的兩篇外，還有：〈北門街〉、〈玩火〉、〈胖姑姑〉、〈兩萬年的歷史〉、〈把瓶子升上去〉、〈請勿與司機談話〉、〈麗的結婚消息〉、〈借個火〉、〈男人與小刀〉、〈照鏡子〉、〈跟著腳走〉、〈沒有頭的胡蜂〉。 

（二）第二期

1967年四月，就在〈他媽的，悲哀！〉發表的同時，黃春明也發表了進入第二期風格的〈青番公的故事〉。第二期可以稱作黃春明的「蘭陽經驗時期」，此期發表的小說多半取材于他在故鄉宜蘭的所見所聞，而他被稱許為「最純粹的鄉土小說家」，應該也是針對此一時期作品而言的。此一時期為時不長，大約僅有兩三年的時間，但作品的質與量卻甚有可觀。除了〈青番公的故事〉之外，此期作品尚有〈溺死一隻老貓〉、〈看海的日子〉、〈癬〉、〈阿屘與警察〉、〈魚〉、〈兒子的大玩偶〉、〈鑼〉，總共八篇。

這八篇小說寫作手法都很純熟，幾乎每篇都寫得相當的成功。〈青番公的故事〉歌頌了台灣農民堅強的毅力，以及對土地的深情。青番公是當年洪水後，全家唯一的倖存者，但他親手重建了自己的田園，何欣說：青番公「傲然地望著他的土地和他的後代，並且要把他的經驗和智慧教給他的後人。」 不過何欣沒有看到的是，青番公的智慧其實只有七歲大的孫子願意領受，其他的家人已經不太認同，而小說最後描寫濁水溪橋上兩輛貨車互不相讓，「幾乎要動武」，象徵著另外一種人生態度隨著工商業的腳步入侵，而青番公卻只沉浸在橋下水鬼故事的世界中。這篇小說是黃春明鄉土小說的初步嘗試，在寫實中帶有很重的抒情成分，遼寧大學出版的《現代台灣文學史》說：「這是一篇詩一般的小說。」 這種「詩一般」的風格，在後來的鄉土小說中偶爾也會出現。

〈溺死一隻老貓〉似乎順著〈青番公的故事〉的結尾，接寫資本主義經濟入侵後，農村中的保守派所展開的一場無力的掙扎。在這篇小說中，詩的意味淡化了，嘲弄的意味增強了，如果說黃春明對於擁抱土地，尚未深切感受新文明入侵的青番公仍有一分禮讚，那麼對於正式抗拒社會變遷的阿盛伯則只有無奈與同情了。小說中阿盛伯對於興建游泳池的抗爭是失敗了，他以殉道者的精神投入池中自盡，但這殉道並未給他帶來任何的榮耀。黃春明以戲劇性的手法，描寫當他出殯的棺木經過泳池的門口，雖然泳池答應暫停開放，然而「四週的鐵絲網還是關不住清泉村的小孩偷進去戲水的那份愉快的如銀鈴的笑聲，不斷地從墻裏傳出來....。」顯然黃春明雖然在感情上同情阿盛伯的處境，但理智上對於他的作法是不認同的，但也不至於像古繼堂所說的：「作品的名字〈溺死一隻老貓〉就帶有輕蔑、鄙視之意。」其實黃春明對於這個人物是充滿了悲憫之情的。

〈看海的日子〉、〈兒子的大玩偶〉都曾經拍成電影，得到廣大的迴響。〈看海的日子〉寫妓女白梅從十四歲被賣到娼寮，十四年來靠她的肉體，改善了家人的生活，但她的靈魂並沒有因此而沉淪，她仍嚮往清白的、有尊嚴的人生，並且付諸行動，她離開了娼寮，並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新生的孩子身上，許下對自己的承諾說：「不，我不相信我這樣的母親，這孩子將來就沒有希望。」這篇小說相當感人，也得到過極高的讚譽 ，但浪漫的色彩實在太濃，大大減低了小說的實感，呂正惠就說：「〈看海的日子〉就完全是黃春明式的純幻想的解決辦法了..黃春明在他幻想的王國裏，建立了一個絕對不可能實現的『溫情的烏托邦』。」 ]王德威也有類似的看法，甚至更尖刻的說：「正因為黃春明有系統的將白梅的故事堆砌到一匪夷所思的浪漫情境，反倒使多數讀者忽略絕大部分妓女的境遇『不是』像白梅這樣的幸運。」 呂正惠和王德威的看法是合理的，〈看海的日子〉的確還帶有黃春明早期的抒情風格。至於〈兒子的大玩偶〉，就比較沒有爭議了，文評家對這篇小說的肯定是較為一致的。小說中靠背著廣告牌遊街過活的小人物坤樹，像白梅一樣，也在追求著生命中最基本的一樣東西──「尊嚴」。然而諷刺的是，當他自認為找回自尊，不用再粧扮成小丑遊街時，兒子阿龍卻認不得他了，他只好再次粉墨登場，以博取兒子的歡心，然而當他恢復「本來面目」時，兒子卻早已進入夢鄉了。評論家淩雪分析說：「扭曲的生活，也扭曲了父親的形象，可憐小兒不識父，原是怪不得阿龍的呀！」然而，坤樹在沉默中，必然也更堅定了他身為父親的責任，只要下一代有希望，他的委屈是值得的。

〈癬〉這一篇，生動的表現了一個工人家庭的困窘生活。阿發一家七口擠在一張床上，連夫妻之間的親蜜空間都沒有，作者用「癬」來象徵夫妻之間的「性事」，不想、不摸、不碰就沒事，一想一碰就會有事（懷孕），如果要碰又想沒事，只有裝「樂普」來避孕，但男人不肯，因為不想讓熟識的人碰他的妻子。黃春明總是用一種半玩笑的筆法，既同情又嘲弄的道出中下階層因為知識不足造成的窘況，對阿發如此，對於阿盛伯也是如此。

〈阿屘與警察〉、〈魚〉是兩個小短篇，其中〈魚〉曾經選入國中課本，並引起過爭議。 這兩篇小說有很多類似之處，情節都是由兩個相應人物的對話構成的，一篇是非法擺菜擔的阿屘和執法不阿的警察，另一篇是有愛心但脾氣火爆的阿公和有孝心但個性忸怩的孫子，他們全都以相反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感情，警察同情小販卻一付很兇的樣子，祖父愛孫子卻拿扁擔打他，還不準他再踏進門，只因為孝順的孫子好不容易幫他買了魚，卻因為懊惱魚掉了而在使性子。這些生動的對話和簡單的動作描寫，活畫了鄉野小民的草根性格，他們一點也不溫柔、不浪漫，然而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卻有著敦厚的、質樸的真情。

最後談到〈鑼〉，這一篇是黃春明小說由第二期轉入第三期具有關鍵地位的一篇，也是倍受肯定的一篇。尉天驄說：「〈鑼〉是黃春明創作的一個高峰，也是他即將面臨轉變、即將進入沉思的階段。...（後來的小說）把他寫作的領域，由原來的小市鎮擴大到幾個，特別是台北那樣的大都市。」 事實上，〈鑼〉的寫作方向是從〈青番公的故事〉到〈溺死一隻老貓〉到〈兒子的大玩偶〉的延續，都在寫資本主義經濟對於農村或小鎮帶來的衝擊。只是〈鑼〉的處理方式更為圓熟、人物形象更為突出、具體細節的描寫更為細膩傳神，而小說人物的悲劇色彩更為濃烈，從而使這篇小說達到更高的藝術水準。整篇小說的故事內容其實非常簡單，不過是一個被大時代的洪流淹沒的小人物的悲劇──擴音器取代了打鑼這種在過去稱得上高尚的行業，失業的打鑼人在肚皮和人性尊嚴之間掙扎的過程。然而簡單的故事卻承載了沉重的生命價值的追求，主角憨欽仔阿Ｑ式的自我安慰，及以誇大的言語來掩飾自卑，都只不過想要維持一個起碼的自尊罷了。然而對於住在防空洞，三餐以偷來的地瓜果腹的憨欽仔來說，這一點點的自尊維持起來卻是如此的困難。這麼一個卑微的人物，在黃春明筆下卻有這麼多的內心掙扎，對於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有這麼多的自省或懊喪，黃春明冷漠而嘲謔的筆法，讓讀者想要笑又不忍笑，想要同情又無處可同情。雖然比較嚴苛的批評家，如呂正惠對這篇仍有微詞，然而我們可以相信，像憨欽仔這樣一個既自卑又自尊、既渺小又神聖的典型人物，必然會在文學史上成為不朽形象的。

（三）第三期

黃春明的第三期小說以描寫都市生活為多，依發表年代先後有：〈兩個油漆匠〉、〈蘋果的滋味〉、〈莎喲娜拉．再見〉、〈小寡婦〉、〈小琪的那一頂帽子〉、〈我愛瑪莉〉等。但仍有延續第二期風格的鄉村小說，如〈甘庚伯的黃昏〉。這一期小說的寫作成績評論界看法不一，大體而言，站在社會批判的角度來看，這批小說受到較多的讚美，但站在創作藝術的角度看，負面的評價就比較多了。何欣比較說：「黃春明是土生土長的作家，他認識也了解生活在鄉村中的這些小人物，所以寫來頗不費力使他們活生生地表現在讀者面前。...脫離開這些人物，黃春明似乎就失掉了他的力量。」有人說：「我不愛瑪莉。」 [46]也有人「懷念那聲鑼」 。林瑞明則說：「這類反映『買辦經濟』、『跨國公司』的小說如〈小寡婦〉、〈我愛瑪莉〉，由於太過急切表達理念，反而沒有先前作品的自在，而充滿了鑿枘之跡。」 如果要就這些同一時期的作品中做比較，則〈蘋果的滋味〉、〈莎喲娜拉．再見〉的評價似乎要比〈小寡婦〉、〈我愛瑪莉〉高一點。

〈莎喲娜拉．再見〉曾引起過廣泛的迴響，當然，也不免毀譽參半。這篇小說如同一把雙面利刃，一面斬向日本帝國主義，一面斬向台灣人的媚日心態。敘述者黃君為了民族自尊心，用阿Ｑ式的手法，在言詞上狠狠修理了來台灣嫖妓的日本人，同時也批判了崇日的臺大學生，因為他一心想到日本去研究中國文學，卻沒有到過台北的「故宮」。這篇小說由於批判色彩濃烈，獲得不少掌聲，但也遭來不少非議，何欣說：「那股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心佔據了他整個的心靈，... 這股強烈感情控制了一位做為藝術家之手，使手服從了感情激流，因此整篇故事的結構，就相當淩亂；尤其是黃君在很多很多地方做了很多的解釋，穿插在敘述中，也構成了這篇故事中的缺點。」彭瑞金在〈我不愛瑪莉〉一文中也認為文學的本質不適合做這麼激情的演出。關於這一點，黃春明本人曾如此表示：「七Ｏ年代台灣面臨了退出聯合國與釣魚臺事件等衝擊，國人的民族主義因這些國際事件而高漲，甚至顯得激動，這是很自然的的事情，絕對是對的。所以我寫那樣子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事，慷慨激昂並沒有錯，文章裏不是都只有冷冷的描寫，應該什麼都有。」 的確，文學中有浪漫派，有寫實派，浪漫派直抒胸臆，寫實派的感情表現則比較含蓄。一個作家何嘗不可以有時浪漫，有時寫實？一篇作品能夠激勵人心，就已經算是成功之作了。評論家用寫實主義的精神去對浪漫作品求全責備，是有欠公平的。

呂正惠認為〈蘋果的滋味〉比〈莎喲娜拉．再見〉好，因為「阿發阿桂的悲喜劇以相當令人信服的方式加以展開，而〈莎喲娜拉．再見〉裏那個公司職員的尷尬處境卻以阿Ｑ式的自我膨脹加以解決。」 但何欣卻說他「不太喜歡（〈蘋果的滋味〉）這個故事」 ，可見文學作品的評價其實難有客觀的標準。〈蘋果的滋味〉寫工人阿發被美國上校撞傷後，送到高級醫院治療，雖然犧牲了一條腿，卻因此而解決了家庭的困境。這篇小說的主題說法很多，有人說是「揭露了所謂『外援』的虛假」 ，有人說是「對民族的軟骨病患者進行無情的批判，辛辣的諷刺。」 其實這篇小說著墨最多的是工人家庭的悲哀，孩子交不出學費被罰站因而不想再上學的描寫，以及女兒沈浸在「一定會賣給人家做養女」的感傷，是最令人鼻酸的情節。美援也好，社會的進步也好，最重要的是基本生存權的維持。阿發一家人吃著美國人送的蘋果，雖然「覺得沒有想像那麼甜美」，但卻是他們平時再怎麼辛苦工作，也無法享受到的美味。如果一個工人家庭的幸福，需要靠讓美國人撞斷一條腿才能獲得，試想，這樣的社會如何能不讓人患上「軟骨病」？沒有人有資格指責阿發一家人對美國人的感恩的心情，要讓民族信心重新建立，唯有經濟富足、民生無虞才能達到。我想，被譽為「小市民代言人」的黃春明，對於阿發一家應該是不忍苛責的吧？

1977年在時報副刊發表的〈我愛瑪莉〉，是黃春明此一時期所寫的最後一篇小說。這篇小說引來了「我不愛瑪莉」的評語已如前述，主要是因為「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 ，其性質已接近於「譴責小說」。其主題在於對崇洋媚外的嘲諷，例如寫崇洋者只對別人喊他洋名子有反應，為了巴結洋老闆而「奉養」他留下來的洋狗瑪莉，並且讓這只洋狗淩駕於他的家人之上等，採用的是漫畫式的筆法，讓人物做各種醜態的演出，從而達到嘲諷的效果。這篇小說雖然稍嫌露骨，不過卻不能不承認其成功的戲劇效果。

（四）第四期

在發表過〈我愛瑪莉〉之後，黃春明投入電影事業，將近十年的時間停筆未寫小說。直到1986年在聯副一口氣發表〈現此時先生〉、〈瞎子阿木〉、〈打蒼蠅〉等三篇有關老人的小說，從此，黃春明斷斷續續以關懷老人為題材，正式進入其小說寫作的第四期。

此期作品以1987年發表的〈放生〉最受重視，入選為當年爾雅出版社的年度小說選，西元兩千年這批老人系列的作品結集，也以《放生》為書名。〈放生〉雖然從老人的視角切入，但倒不是寫老人問題，而是寫可貴的親情（老夫妻之間、老父母與兒子之間），兼及對政、經惡勢力的批判。書中的另外一篇力作為〈最後一隻鳳鳥〉，篇中刻劃了一位受繼父虐待、被一群忘恩負義的同母異父弟孤立，甚至於三、四十年未能與親生母親見面的，善良又孝順的吳老先生的動人形象。這篇小說可以說是一篇親情小說，吳老先生雖然倍受淩虐，他的繼父甚至在他離家多年，成家立業之後還時常到他家來打他，連鄰居都看不過去來打抱不平，但他仍然善待異父的弟弟，而對母親的思念也始終不渝。不過，吳老先生的子孫都很孝順，對他來說，也並沒有一般所謂的「老人問題」。

真正觸及老人問題的，是〈打蒼蠅〉、〈死去活來〉、〈銀鬚上的春天〉、〈售票口〉這幾篇。〈打蒼蠅〉中的老夫婦把地契房契讓兒子拿去還債，每個月在等候郵差送來掛號信的焦慮中度日，老先生無所事事只能打蒼蠅，比他年輕將近二十歲的老妻每天賭博，一句「你不叫她賭博，你叫她做什麼？」道盡了老來生活無所寄託的無奈和悲哀。〈死去活來〉寫兩次迴光返照的老太婆，對於子孫兩次趕回來奔喪，而自己卻沒死成，感到十分抱歉，一再聲明：「下一次，下一次我真的就走了。」對於平時少來探視，只有送終才會出現的子孫多所嘲諷。〈銀鬚上的春天〉寫老人的寂寞，裝睡忍受頑童玩弄他的鬍鬚，只為了享有片刻的天倫之趣。〈售票口〉寫老年人為了希望子女多回家，每週固定清早四點多便起來，排隊幫他們買回程的車票，在一個大寒的早晨，有一對老夫婦因此而送醫急救，老里長覺得亡妻一直再拉他，一家飯店的老闆因此而猝死在車站。

黃春明雖然一直強調他這個時期寫小說，「較具中心，比較有社會意識」，但可貴的是，這些小說並沒有讓「意識」牽著「藝術」走。故事中的人情味、鄉土味，生命中的普泛價值、生存智慧，很自然的在這些小說中流轉。沒有刻意塑造的悲情，沒有為了突顯問題而製造悲劇，黃春明此一時期的小說風格可以用「平淡而真實，高貴而不失俚俗」這十二個字來概括。